女儿出生在“处暑”
娅娅
今天是处暑。女儿就出生在三十六年前的处暑这一天，出生在十五团后山煤矿的破土房子里。
那是乌拉特后旗蒙族人那达慕欢乐的节日，也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景象。已经到了预产期，华林每天仍要用汽车拉着倒班下井的人们去逛那达慕看热闹。我的公公又突然在二十二号下午从天而降般地从河北老家跋涉绕道达茂旗来到山上。
第二天是二十三号，后来才知道每年的那一天都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早上就觉得不舒服：洗了身上洗了头、晾晒婴儿的衣被、做着分娩前该做的事情。听说临产时多活动生得快，我一直背着儿子走来走去。又听说临产前挑水生得更快，我上下午还挑了几担水。
傍晚，华林开车把袁大夫接来了。这是一位温更煤矿医院的妇产科大夫，漂亮温柔人很和善却根本不熟悉。只在医院做过一次孕期检查，也只见过一面。她听说我是知青，就痛快地答应分娩时来家里为我接生。
八月底山上的傍晚凉快得有些发冷。我一直背着儿子在四排家属房之间走来走去，总怕生不下来孩子让袁大夫在家里过夜实在太辛苦也太过意不去。连长指导员住在一公里外的连部那边，也一块过来陪袁大夫。还有几个原场职工家属和老兵家属的嫂子们。
那年的西瓜是八月底才开园。华林托朋友提前弄到好几个别人都还没吃上的西瓜招待袁大夫并让大伙尝鲜。
当时的煤矿是发电照明，家家九点以后都是要点煤油灯的。发电的老陈边啃西瓜边呲着金牙大声保证着：不生完孩子绝不停电！我的压力更大了------
后来儿子哭闹着要睡觉，我哄他也进了屋。刚在凳子上坐稳宫缩就开始了。因为是第二胎，心里有些数，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孩子才能生出来。也可能是走了不少路挑了几担水，很快便忍耐不住。男人们都出去了，嫂子们在袁大夫的指挥下，七手八脚铺好塑料布垫好草纸，然后扶我躺下，小生命在不顾一切地向外挣扎。
在袁大夫娴熟的助产下，女儿第一声嘹亮的啼哭冲破低矮的土房，响彻在偏僻荒凉而又寂静的后山上空，更象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唱响在我的心里，眼泪伴着辛酸和喜悦夺眶而出。儿子已经有了，怀胎十月我是太想要个女儿了。早已和父母商定回家分娩，如果不是发生唐山大地震，我的女儿是绝对要出生在大城市有完好设备的医院里，可眼下却是这样简陋地降临到人世间。
收拾停当，袁大夫送走了，老陈的发电机也灭火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点上油灯仔细看着襁褓中小小的女儿，她长得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红红地嘴唇----后来又想起什么，打开包她的小被子，认真检查着她的全身。女儿的小手小脚是那样的小，小手比娃娃的大不了多少，小脚就象火柴盒。直到现在也还是小手小脚，一米六八的个子穿36码的鞋，总开玩笑地说我把她生得脚太小站不稳。
那一夜我没有睡也睡不着，一直在油灯下看着心爱的女儿，怎么看都看不够。女儿也没有睡，始终睁着大大的眼睛。人都说新生儿什么都看不见，我却觉得她看得见，她在看妈妈，在看这个未知的世界，在编织自己美好的人生。
生女儿我没坐一天月子，第二天就衣帽整齐地下床做家务了。因为分娩很快没消耗什么体力，也因为华林还要拉人去那达慕没人替班，还因为公公投奔他的儿子儿媳刚到山上，更因为儿子还不满22个月离不开妈妈。
还记得辛砚奎和住在连部那边的几个战友过来串门，一进门看我正收拾屋子肚子却瘪了，便吃惊地问道：生啦？真的吗？我拉开床前挡着女儿的布帘：那还有假？快来看看我的小闰女！这时正巧女儿大哭起来，砚奎还说：怎么一脸褶子呀？象个小老头儿。
多少年过去，当时的情景和与砚奎的对话还象发生在昨天。
生女儿的第九天，我迎来自己本命年二十四岁的生日，却是几天以后才想起的。当年兵团的我们，有几个能记住自己的生日？更没有过生日的讲究和条件。
生女儿第十八天，毛爷爷去世了。还记得全国悼念的那天，煤矿的大人孩子一个不少全部集中到一公里外的连部。光秃秃的大山下，破旧空旷的四排家属房只剩下我和刚出生的女儿。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严峻，不少传言都说外蒙要在这一天进行叛乱发动战争，后旗离边境已经很近了。想起这些我紧张害怕心里充满恐惧，但还是在全国规定的时间，抱起女儿默哀鞠躬，自觉严肃地哀悼了老人家。
女儿满月不久，正好有人下山去团部派出所办事，那就帮忙上个户口吧。当时问我孩子叫个什么名字?我想起曾抱着她刚刚吊唁完毛爷爷，便毫不犹豫地告诉人家：就叫吊唁的“唁”吧。
直到回城上户口女儿才改成现在的“燕”。现在说起来象是笑话也绝对是讽刺,可当年真就是那样虔诚。
女儿和儿子说话早正相反，一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可心里什么都明白。那时因为我当了出纳，随时都要卖煤收款，已经从家属院搬到离矿井很近的连部。
一次要着急出门说什么也找不到钥匙，急得我翻箱倒柜团团转。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女儿，急忙把她拉到身边，晃着手里的锁头和她比划着：好孩子，告诉妈妈，开这个那一大串哗哗响的在哪呢？女儿纳闷地看着我好象真是想了想，便蹒蹒跚跚走出门进了旁边的小凉房，又走到鸡下蛋的大筐边，使劲在草里掏呀掏的，不一会儿就掏出了我要找的那串钥匙。
三十几年过去了，说到女儿就能想起这件事，那可爱的小样儿，那走向凉房蹒跚扭动的小屁股总能历历在目地出现在眼前。
女儿二岁半的七九年，我带着孩子回城住在父母家。那时家里还住十二平米的平房，为我们的回城，父母在家中搭起半间阁楼。华林调到廊坊后，我也顶替母亲有了工作，便在离家不远的河边借了一间地震时的临建住。白天吃饭活动都在父母家，只是晚上到临建睡觉。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华林不在家。我突然被女儿的大声哭叫吵醒，急忙下床却狠狠地摔在地上，挣扎起来推醒儿子，儿子起来也摔倒了。强烈的晕眩恶心让我马上意识到是煤气中毒了，急忙拉着大的抱着小的挣扎着跑出去，敲开父母家的门并采取了措施。是女儿的哭声，让我们母子三人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
八0年，我把二个孩子的户口留在天津全家随华林来到廊坊。由于当时实在太穷还有外债，住下的第一件事情我就花三块五买了个小缸淹咸菜。分房后又立即接来癌症晚期的公公。除了保证病人的营养，全家人每天只吃一顿炒菜。而饭桌则是两个六块钱的园凳凑在一起，一家人象在兵团吃饭一样蹲在地上。
直到现在回到老院，邻居们还经常提起当年我为了炸酱一次只买二个鸡蛋的事情。女儿那时正上公司的幼儿园，跟着我们度过了最穷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后来父母看我实在艰难，女儿上学又远，便把她接到天津，上了和父母家一墙之隔，也是我小时候就读的候家后小学。再后来女儿又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我上过的五中。直到快上高中才回到我的身边。
女儿第一次遭受人生的历练和打击是上大学。当年她考了非常优异的高分，一所军校在天津只招一名女生并决定录取她。顺利体检后，就在包括姥姥全家都特别高兴的时候，女儿突然说自己不想去提前录取的军校了，想上自己心仪的第一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明智地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并为她做着不去军校的善后事情。
考了高分胸有成竹的女儿，满心欢喜满怀梦想充满憧憬，一直坚定自信而又幸福地祈盼着北外的通知书。可当小姨通过计算机查询到录取结果打过来电话时，全家人都傻了眼：北外在天津开档案八人，录取六个，女儿是第七名。尽管招生办说前六人中大都由于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了分，女儿的分数是实在的，但北外没能录取确是铁定的事实。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让可怜的女儿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没说一句话，最后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几近虚脱，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不见任何人。
第一志愿的重点大学落榜了，女儿一下子掉到第二志愿的一般大学并成为那所学校当年录取新生的第一名。学校当时规定新生第一名奖学金1900，第一年的学杂费全免。记得全家送女儿去上学的那天，校长和系主任都出来迎接，说是我们从来没招过这样高分的学生------
转眼间女儿长大了。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企。2000年又被单位公费派到法国深造，并考取了法国前总统西拉克曾经就读世界著名的“巴黎政治学院”。
毕业后女儿留在法国，在那里找到爱情并结婚定居有了女儿。
前年十月，女儿担任亚洲公共事务和企业传讯总监,被跨国公司集团派回来工作三年住在上海。我才和她自2000年出国后有了较多的接触。
看到女儿经常飞来飞去的忙忙碌碌，看到她拖着疲惫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仍然那样细心呵护地照料自己的女儿，我总能情不自禁地想起女儿出生时的模样和她那来到人间第一声嘹亮的啼哭；
想起兵团后山煤矿土房子那女儿的出生地；
想起那个年年都是八月二十三号的处暑节气；
想起带着他们兄妹办好手续，华林送我们回城上车时，女儿“爸爸，爸爸快上来”的哭喊声------
女儿真的长大了。不管身处哪里，无论是那个国藉，永远都是兵团的孩子。
王德安在连部那边的家里为女儿出生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